2009年12月28日 星期一

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_陳冠中

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

陳冠中

我是上世紀52 年在上海出生的,四歲到香港,小時候上學,祖籍欄填的是浙江鄞縣,即寧波。我在家裡跟父母說上海話其實是寧波話,跟傭人說番禺腔粵語,到上幼稚園則學到香港粵語。我把香港粵語當作母語,因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認為發音是百份百準的,如果不準是別人不準,不是我不準。就這樣,身份認同的問題也解決了。

我後來才知道,我是屬於香港的「嬰兒潮」,指的是1949年後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戰結束那年是五十萬,到1953年已達兩百五十萬,光1949年增加了近八十萬人。隨後十來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舊式的可樂瓶一樣,開始還是窄窄的,後來就膨脹了。


可想我這代很多人對童年時期的貧窮還有些記憶,家長和家庭的目標,印在我們腦子裏的,似乎就是勤儉,安定下來,改善生活,賺錢,賺錢,賺錢。


我們的上一代當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來自廣東的、來自上海和大陸其他地方的,是在認同大陸某個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來的。


南來的知識份子更有一種文化上的國族想像,逃至殖民邊城,不免有「花果飄零」之嘆。



然而,從我這代開始,變了,就是,中國大陸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帶點恐怖、大致上受隔離的陌生鄰區,而我們也沒有寄人籬下的感覺,沒有每天仇大苦深想著香港是個殖民地,我們只是平凡的長大著,把香港看作一個城市,我們的城市。

這裡我得及時聲明我是在發表對同代人的個人意見,並不是代表同代人說話,說不定有人一生出來就懂得愛國反殖。我在下文想說明的其中一點恰恰就是愛國和民主一樣,對我們來說都是後天慢慢建構出來的。

我們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是不介紹中國二十世紀當代史的。儘管中文報紙上有報導大陸的消息,我這代在成長期往往在意識中是把當代中國大致排斥掉的。


我這代一個最大的共同平臺,就是我們的中小學,不管是政府還是教會或私人辦的。唯一例外是「左派」學校的學生,在人數上是極少數。



我們的學校當時是怎樣的學校呢?是一條以考試為目標的生產線。我們這代人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考完試後就會把學過的內容給丟了,這對香港整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可以很快很聰明地學很多東西,但轉變也很快,過後即丟,而且學什麼、做什麼是無所謂的,只要按遊戲規則,把分數拿到。

在中學裏面,我覺得唯一不全是為了考試的學科,除了教會學校的聖經課,就是中文中史課。我們的中文老師可能也是我們唯一接觸到中國大傳統的渠道,關於中國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從中文課上獲得的。現在我這代中人,對文化歷史時政有些理想主義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課的好學生,或讀過武俠小說,否則說不定連小小的種子都沒有了。

可惜中文課在香港英文學校裏是比較邊緣的東西,有些根本就不理這門課。

1964年,我這代進入青春期,那年,披頭士樂隊訪問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歲的姊姊和同班同學去電影院看了十次披頭士的電影《一夜狂歡》。

我們跟父母搞了些代溝,稍留長了頭髮,穿牛仔褲,彈吉他。因為我們曾手拉手唱過英語反戰歌,我以為不用問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參與性的民主,我要到了1980年代中才覺悟到沒有必然關連。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後出現「股災」。

我這代的青春期,就由英美時髦文化開始,到全民上了投資一課後畢業。與同期同代大陸人太不一樣,我們可說是「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 。

當然,中間經過1966和1967的兩次街頭抗爭插曲。第一次帶頭反天星小輪加價的是青年人,對未成年的我們有點不甚了了的輕微吸引。第二次衝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著站在港英一邊的明智大多數和他們的子女,隨後的許多年對中國大陸更有戒心 -- 把大陸視為他者,相對於「我們」香港。除此外,以我觀察,六七年事件對我這代大多數人的心靈和知識結構並沒有留下顯著痕跡。

這時候登場的是香港隨後三十年的基調:繁榮與安定壓倒一切。

這時候香港政府調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這時候我這一代也陸續進入人力市場。

連人口結構都偏幫我這一代:我們前面沒人。

就是說,嬰兒潮一代進入香港社會做事時,在許多膨脹中和冒升中的行業,他們往往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華人員工,直接領導是外國人或資本家。我們不愁找不到工作,我們晉升特別快,許多低下層家庭出身的子女憑教育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社會階層,我們之中不乏人30來歲就當外企第二把手。

似乎不論家庭或學校、文化或社會,都恰好替我一代做了這樣的經濟導向的準備,去迎接隨後四分一世紀的香港經濟高速發展期。

我們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到什麼地步,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怎麼聰明,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著我們。香港是最早進入二戰後建立的世界貿易體系的一個地區,在日本之後便輪到我們了,比臺灣早,臺灣還搞了一陣進口替代,我們一進就進去了,轉口、貿易、輕工業加工代工,享儘了二戰後長繁榮周期的先進者的便宜。另外,大陸的鎖國(卻沒有停止以低廉貨物如副食品供給香港)也為我們帶來意外的好處,這一切加起來,換來香港當時的優勢。我這批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我們不管哪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了,賺到了,認為自己了不起了,又轉去做更賺錢的。

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曾用了力氣,我想強調的是:

這一代是名符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

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一代,可訓練性高,能做點事,講點工作倫理,掌握了某些專業的局部遊戲規則,比周邊地區先富裕起來,卻以為自已特別能幹。


我們從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資得最優化的回報,而回報的量化,在學校是分數,在社會是錢。這成了我們的習性。



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們在經濟上嘗到甜頭,這成了路徑依賴,導至我們的賺錢板斧、知識結構、國際觀都是局部的、選擇性的,還以為自已見多識廣 。

我們整個成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

我在香港拍過一部美國電影,美國的設計師要做一個佈景檯子,叫香港的道具師幫他做,他每天來問做好沒有,香港道具師都回答他,不要緊,到時一定會做好的,等到開拍那天,果然那張檯子及時被搬進來了,表面上看起來還是不錯,但仔細一看,檯子的後面是沒有油的,因為後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著不能踫,一踫就塌,,美國的道具師不明白,為什麼我早就請你們做個檯子,要到最後一刻才交貨,並只有前沒後;香港的道具師也裝不明白,你要我們做個道具,不是及時交貨了嗎,而且是幾秒鐘鏡頭一晃就過去的那種,為什麼要做得太全呢,在鏡頭裡看效果是不錯的,況且不收貨的話也沒時間改了。這是我們的CAN DO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這代這種心理,早在成長期就有了,到我們出道後更是主流價值,不是現在年輕人才這樣,現在年輕人都是我們這代教出來的。

說1970年代是「火紅的年代」、我這代是理想主義一代,喂,老鬼們,不要自我陶醉了。

正如太多我這代人自以為了不起,其實比不上我們的上一代,只是運氣比較好。同樣,火紅的一代也只是後來膨脹了的神話,嚴格來說,都是失敗者。

首先,火紅並不是我那代的主流特質,實際參與的人就算在大學裡也只是很小的一群:我在1971年進香港大學,在我所住的宿舍裏前後三年百多名宿生中,我知道的參加過「保衛釣魚臺」運動最大一次示威的才只有3個 -- 有個別的宿舍比例確是較高。

當時大學生的左翼小圈子裏有兩派,一個是毛派,也叫「國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對當時的毛和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會派」。在大學外,有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和幾堆跟當時僅存的港澳老托派聯絡上的年輕激進派,這些圈子也很小,雖然戲劇效果較大。教育、教會和後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聞界也有個別關心公義的人士和組織。像我這樣鬆散參加過校園民主、民生(反加價、反貪污)、民族 (中文成法定語文、保釣) 等活動的人則稍多一點。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組織「左派」(不包括親北京工會會員)人數當然又多一點。但總的來說在主流社會裡是少數,說起來遠不如1989年、2003年上街人數 -- 那才是火紅的年份。

待四人幫倒檯,不少毛派學生馬上進入商界,到美國銀行等商業機構做事,一點障礙都沒有。1979年改革開放後,他們又是第一批去大陸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來的精英。

可以看到,毛派的深層執著不是毛主義,而是國族,可提煉出來給今天的是愛國。其他零星異端左派當年的主張也幸好沒有實現,然而他們的基本關注是公義,可滋養今天的民主訴求。這就是火紅一代的遺產。

火紅年代的影響很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民主和愛國都未竟全功。如果嬰兒潮一代人當時空群而出要求民主如2003年的五十萬人上街,基本法都怕要改寫,事實是大部份我這代經濟動物根本沒有去爭取,而少數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對普選等普世價值的。同時,我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對大陸的畏和疑,而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更嚴重拖慢了港人學習愛國的進程。

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點:1980至1990年代中出現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對部份南來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對嬰兒潮一代是留學以外第一次有規模的離散,大部份是因為九七要回歸而移民,故不是經濟移民,而是替家庭買一份政治風險保險。有部份的家庭,將太太和子女送去彼邦,丈夫仍在港工作,成「太空人」,因為香港的工作更能賺錢,兼想要兩個世界的最好。真正斷了香港後路者,他們的位置也很快為留港的原下屬補上。許多成年人移民後的香港身份認同並沒有動搖,身在彼邦心在港。對我這代來說,在亞洲金融風暴前,從財富和機會成本計算上,移民加澳應屬失利。眼見香港持續發達和大陸的變化,九七前後回流香港的也不少。當然也有決心溶入彼邦,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總的來說,移民潮勢頭雖強,最終只是移民個人和彼邦的新經驗,過後竟沒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沒有妨礙過去二十年香港主流的發展,而九七效應更曾一度加強這主流:賺快錢。

一直以來,就香港大學來說,主流所嚮往的,除了當醫生外,是在香港政府裏當官。文官有兩種,政務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學資格;而那些所謂最精英的政務官,他們的英語要好,大概頭腦也要比較靈,這類官員總處於職位變動中,今年可能管經濟,明年說不定派去搞工務,換來換去,當久了自以為什麼都懂,其實是按既定規章制度程序辦事,換句話說只懂當官僚。說到底,他(她)們也只是香港教育出來的精英,我們又如何能對他們有著他們認知程度以上的期待?

到1970年代中,主流精英除了各種專業如律師、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師、教師外,還多了一種選擇:進入商界,特別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會科學院應屆畢業生就有幾十人同被數家美資銀行招攬。我們走進了香港的盛世-- 嬰兒潮代的鍍金年代。

我們帶著這樣的教育和價值觀,自然很適合去企業打工,卻同時想去創業和投機。我這代開始了香港人這種奇妙彈性組合。我們當管理人,不像西方和日本上世紀中想像的那套刻板的白領中產組織人,而是十分機動的。我們自以為有專業精神懂得依遊戲規則辦事,但如果能過關也隨時可以不守規。我們好學習,甚至加班拚博,不太是為了忠誠完美,而是為表現加薪,或說有上進心。我們隨時轉工易主換業。我們是不錯的企業管理人,卻同時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我這代人到底是在相對安穩的社會長大的,不算很壞,我們有做慈善的習俗(當然是在保持安全距離的情況下捐點餘錢),在不影響正業的情況下願意做點公務(尤其當公務直接間接有助正業) ,表現出大致上守信(理解到這種社會資本長遠來說減輕自己的交易成本),也會照顧家人親友(擴大版的家庭功利主義) ,不過,底子裡是比較自利和計算的,如以前在學校考試,最終是自己得分過關。是的,我們愛錢。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後,我們想像力就被綁架了,很甘心的受勾引,從賺辛苦錢,進化到想同時賺更多更容易的錢:股票、地產、財技。我們初是羨慕,後是不安份,懷疑自己的賺錢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後了,最終一起陷入了一個向地產股票傾斜的局。而那幾個行業,從1970年代初開始,一直節節上升,只有在1973-74、1982-84、1987、1989﹑1993-94等年,有個短暫股災或樓價回落什麼的,很快又更猛的往上衝。至此,我這代有了這樣的全民共識: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好,因為今天確比昨天好;樓價是不會跌只會升的,打一生工賺的還不如買一個單位的樓。誰能不相信呢?我們的上半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過來的。至此我們整代的精英都強化了本來已有的投機習性,一心想發容易財。


我的牙醫邊替我整牙邊打電話問股票價。多少做工業的人把工業停掉﹐用廠地讓自己轉項去做房產,我們的偶像改成地產商或做股票玩財技的人,而我這代很多人搭上了順風車而確實得利。

1980年代也是新古典經濟學復興的列根戴卓爾年代,這學說背後的意識形態很符合我這代人的個人發財願望,我們知道了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政府好心做壞事、產權不清出現公地的悲劇、尋租行為增加交易成本等啟迪民智的觀念。公司化、解規管漸成政策。資本市場進入更多人的意識。我屢次在聚會上聽到黑社會大佬在談PE (市盈率) 、IPO(首次公眾認股) 。好像是天賜給我這代香港人一個方便法門,原來自利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不過,當學說變成信仰咒語後,就出現外部效應,不利於社會進階和凝聚。

1980年代我們的一些作為,決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


不用多說的是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基本法,這些1980年代開始訂下的規範性的綱領。

1980年代大陸開放,我們的工業就搬到珠三角去了,誰都不能用工業空洞化的理由勸別人留港,或提出什麼工業政策。既然是賺錢機會嘛,那就去吧,本來已經有點到頭的輕工業,也不用煩升級再投資,那些陳舊的設備都被運進大陸,找到廉價的勞動力,重賺了一筆,並即時利及香港。工廠搬走(像當初上海人南來開紡織廠的用地),正好改做房地產。可這樣一來,整個香港在1980年代開始等於是自動放棄了製造業。

1983年的9月,因為中英談判的前途未卜,港元對美金的匯率變成一比九塊五毛五,人心惶惶,香港政府斷然放棄港幣自由浮動,改跟美金掛勾,當時也是非常有效的決策:民心很快被穩定了下來,外資也安心,知道他們投進香港的熱錢隨時可以定價換回美金。

可是也因此香港政府只得放棄了自主的貨幣政策,從此跟著經濟體質差異很大的美國走,這個1980年代的決定一直綁住了香港調控通脹通縮的一隻手,幾任政府都不敢解套。

舉個著名案例,在九七回歸前,那時美國恰恰因為墨西哥危機,在減利息,減得非常低,香港也只能跟著把利息降得非常低,但香港當時的房地產是過熱的 (投機者期待回歸效應、大陸很多單位希望在香港開個「視窗公司」等等原因),應提利率才是,卻變了降息火上加油。

後果是把已經是泡沫的房價再往高吹,毀了香港的價格競爭力,誘導了我這代中產者高價入市後變負資產。

香港1980年代以來關鍵都在房地產。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每年限量批地50頃(1981年還在售地216公頃),這方面政府是赤裸裸干預市場而不是放任,托高了地價,成就了財富集中在大地產商的「不完全競爭」佈局 ( 1991年至1994年落成的私人住樓有七成是由當時最大的七家地產商提供)。1984年至1997年首季,樓價升了14倍,推到一個和港人收入遠不相稱的地步﹐把全民財富集中在不神聖的三位一體(房產、地產股和按貸銀行),進一步鼓動了港人走精面賺快錢,增加了政府收入,扭曲了政府決策。

世界上比較上路的政府,很少故意搞地產過熱,玄妙的是香港歷任政府竟甘於匯同發展商和銀行扮演地產熱錢化的主謀共犯,而沾沾自喜的我這代有恆產者豈能不成從犯?

香港用於城市建設的土地少於20%﹐英國殖民者留了超過80%給山和樹﹐香港的土地真的不足嗎,還是利用這個迷思來政策性的逐步把地價推高?(答案:後者。)

1997那年﹐香港賣地收入佔政府總收入23%﹐還未算印花稅。

反諷的是,一半人口住的公屋,加上公共設施﹑公立醫院﹐公費教育和公務員﹐不靠賣地和房稅征來的錢,我們又怎能享有這麼窄的稅基交那麼少的所得稅和利得稅?

這就是香港經濟的移形換影大法:香港政府既似是積極不干預的放任小政府,又是對社會能力強勢投入的大政府,像是有兩個迴異的經濟學家 -- 弗利民和阿瑪塔耶森 -- 同時在指導香港經濟,而從制度政策看,看到的卻是一隻依重地產並以干預來偏護地產金融財團的有形的手。一切美好,全靠地產,直到它變了怪獸。

這個舉世無雙的香港本色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不知道是天才的劇本,還是自然渾成:土地是皇家的,政府做莊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價長期上揚,吸引香港人紛紛問銀行貸款買房,世代相傳了地產必升的神話,港人有餘錢就繼續買房,或投在當時七大地產公司主導的股市,讓有恆產者與地產商、股市、銀行利益與共,至於在私人住宅市場買不起恆產的人,政府建公屋或租或賣的低價讓大家住,同時靠賣地增政府收入,保持低平窄稅,法治開放,聯繫匯率,繁榮安定,進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中國的直接投資、避難逃資、投機熱錢湧入香港,房價股市越發猛升,大家發財,順便造就了我城幾十年的富貴與浮華、我這一代人的燦爛與飛揚,思之令人感傷,然後不禁啞然失笑,簡直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誰還理會製造業空洞化、資源投在非生產性的建設、競爭力消失、房價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陸在改變、地緣優勢在磨滅、熱錢靠不住?突然日換星移,好日子不再。

場面撐久了,我這代人沒見過別的世面,還以為這就是本該如此的永恆。一個亞洲金融風暴,問題都出來了,可是已積重難返。

今天香港的問題,都和1997前我們自已設的套有關。

譬如,我們的基本法裡﹐規定公務員的薪水不能低於九七前﹐就算經濟不景﹐他們的薪水也不能大調﹐以此來保護當時公務員的信心。

又譬如,我們自以為平衡的預算很重要,故在基本法裡對此有期待。這點讓董建華擔心﹐從1998年到現在﹐香港每年都有赤字。

有些人說董建華上臺後改掉了許多東西﹐其實現在香港更多是九七前的繼承﹐而不是九七的決裂﹕並不是說英國人走了﹐我們不用他們的政策﹐不受他們的影響了。重大的局面都是九七之前已經佈好﹐而不是九七後才有的﹐我們只是把九七前的問題更劣質化更外露罷了。

我們的公務員以前聽命於英國外交部和女皇任命的殖民長官﹐現在也是採取和上面完全一致的態度﹐他們無所謂﹐只要老闆叫他們做什麼﹐他們把它做好就是了﹐現在做事是沒以前輕鬆了,但他們除了自保自惠外是不擔當的﹐敢為老闆在外面說幾句話護主,就叫很有膽色了。

董建華政府的認受性來自北京和財團主導的一小撮人,自然向北京治港官僚及財團傾斜,現在香港高級的官員,我同代的聰明人,也就不會去擋住北京治港官僚及財團對政府的暗箱操作。不過財團和主權國官僚的影響向來很大,1997後只是延續,倒是特區行政長官的自主性似更弱於受命倫敦的港督,遂惡化了「打籠通資本主義」的局。

1997年的香港是非常繁榮的﹐給了好的開始,財團和官僚結合的新政府以為自已掌握到過去香港成功的要素,很懂香港﹐非常自信,其實他們由工商專業從政,或由官僚扮政治人﹐對香港的認識是局部的、選擇性的、甚至自我誤導的。

本來,回歸後的政治安排有點像中國當代史上名聲不好的訓政,不過訓政也是一個機會,大權在握,是可以趁頭幾年解決一些香港固有問題及部署應對外部劇變,可惜董建華運氣和能力俱不好,無法用上訓政給他的機緣。

現在看起來﹐從外部來說﹐大陸的改革開放,初則對香港有利,再下來既一定有互補互利的雙贏情況﹐甚至是大陸領著香港雁飛的共榮,但也會讓香港體驗到「讓你的鄰居做乞丐」 這句話﹐地區與地區間的激烈競爭是必然的﹐究竟,香港以前的獨佔性的地緣優勢是沒有了。所以說外部的情況是喜憂參雜的。

從內部來說﹐香港很殊勝﹐稅低﹐效率高﹐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論還自由。我自己去了大陸台灣後也有這個感覺﹕在香港辦事多方便!我們沒有別的社會的城鄉、族群、宗教等重大衝突。當然﹐這些內部的優勢也是1997前就已經有的﹐甚至可說是我這代出道前已鋪墊的 -- 其中廉政是成就在我這代的 。我一代人的問題是太自滿於自己的優點卻看不到內部的盲點,更落後於急劇變化的外部形勢。

我相信香港不會像揚州、威尼斯般,由區域樞鈕都會一落千丈只剩下旅遊。不過看到英美一些工業城市一衰落就是幾十年﹐也有可能香港轉型需要漫長的一段時間。

我知道還是有人以為政府少說話少計劃,香港經濟就自然會好,這是我這代既得利益者的一廂情願。2004年市道轉旺,大家憋了很久,期待重溫舊夢,很不爭氣的香港人又把資本拿去炒樓了。可惜時代不一樣,一個更嚴峻的變局已成形,我們不可能回到往日 -- 何況以前香港政府也從來不是我們以為的那種不干預。

往前走,我們要解掉一些1980年代以來自已設的套。我們要來一個「邊緣向主流的反撲」 。

愛國和民主就是必須併肩變為主流現實的兩個邊緣價值,缺一不可,否則既有憲政危機,也改不了打籠通資本主義的決策腐敗、政府自主性旁落、財富兩極化-- 香港的財富差距越拉越開,堅尼系數竟由1971年的0.430升至2001年的0.525,屬最糟糕的發達國家之一。

愛國和民主都是香港這場實驗早該完成卻未完成的部份,是自利的我這一代人遲遲交不出來的功課。

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好好的去研發作為民族國家一份子的民主憲政時代的管治。

我們1980年代開始過份重視地產和金融,連政府的思維都像地產發展商,而把原有的貿易、工業冷落了。現在,我們不應只膜拜對香港生產力和競爭力最沒貢獻的地產商和被過譽的資本市場財技人,應重新推崇有國際或地區視野的貿易商、工業家、物流界、基建發展商和創意業,及實幹賺辛苦錢的其他產業如零售業和部份不受利潤保護的公共設施業。我們需要更多樣化的產業類型。

政府現在說香港以金融、物流、旅遊、工商業為主,仍不突顯工業。

但我這代人所未遇上過的結構性失業﹐終於出現。失業打擊了我這代部份的人,而將持續困擾下一代。這是外部環境轉變和產業偏食的後果,只鼓吹金融和服務業,很明顯不能提供足夠就業機會。


高失業是很傷害社會凝聚的,有經濟學家就提出「二元經濟」﹐一方面﹐我們還要繼續鼓勵金融這類「高價值﹑低就業」行業﹐但從另一元來說﹐我們也要開發那些「低價值﹑高就業」的產業﹐包括所謂本地經濟,不然的話﹐我們的社會就會缺少就業機會。

「二元經濟」原指某些大面積地區內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並存或城鄉分列的經濟。在全球化下的全球城市,則傾向出現收入二元分化的趨勢,一元是高收入職業,一元是低價值服務業﹐像快餐店職員、清潔工、小販、迪斯尼主題園的服務員等。

二元經濟的說法很正確的指出維持就業不能只靠金融服務和大企業,但我們要注意「低價值﹑高就業」這樣的思維語境裡的「認命」傾向,小心反過來合理化了已經嚴重的兩極化趨勢,並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徑依賴。

我這代很多人是窮出身然後翻身到富裕,現在若把就業者鎖在兩個世界,扼殺了往上流通的機會,等於正式宣告了下一代人的香港夢 -- 水漲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 -- 的幻滅。這將是香港的倒退。

我覺得﹐香港必須也有條件去倡導二元經濟的一個更進取的規範性目標﹐就是「中價值﹑中就業」,這樣大多數下一代才會有寄望。

我們要鼓勵製造業﹑貿易和與製造業配套的服務業﹐找回80年代給我這代人弄丟了的出口導向製造業創業觀﹐如果不是那樣﹐以後香港憑什麼來做珠三角的前店呢?人家為什麼要把物流給我們呢﹖香港完全不參與某些工序的研發生產升級﹐不深入珠三角生產鏈﹐最後我們連物流也沾不到。我們不能總是厚著臉,求中央政府扭住廣東省的脖子讓利給其實更富裕的香港。

香港並非一無所有之地,我們有多年的累積底蘊,重做製造業、貿易和配套服務的產業不是不可行,有很多榜樣可以學﹐意大利北部的工業是由無數工作坊式的小工廠組成的,絕對是中價值﹑中就業。(不過意大利的重家族不重法的作風則不值恭維。)

我在上文說過我這代人的國際觀其實是有局限的,其中一種局限是參照對象太窄。美國故然不能忽略,但更適合為香港整體參照的有新加坡、台灣和韓國,有社會成就高的丹麥、比利時、荷蘭等歐洲小國。荷蘭環水地小人稠 (是香港人口兩倍多一點) ,是全球第6大對外投資國和出口國(跟香港相似),產業比香港均衝多元,以貿易和物流著稱,強盛的製造業則傳統和高科技俱重,大公司和工作坊並列,既有國際名牌,兼發展金融旅遊原料通訊,連漁農業(含花業) 也蓬勃 ,城市化程度高,失業率在西歐是偏低的,財富分佈相對均衡,它的政府、資本與勞工的協商民主政治,也值得參考,通過協商減政府預算、限勞工工資,是後福利主義第三條路的典範。近年全球經濟不景,荷蘭免不了,偏右政府上台,繼續砍政府預算,減公務員工資人數。

當然,香港最重要是認識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各種能力,新的發展是要「附加」在現有資源和經驗上的,要「趁勢」,要「扎堆」,要「透孔」給多點人參與,我稱之為「香港作為方法」。

這裡﹐政府除了改善基建、教育和促進交流外沒有太大的參與空間﹐首應做一件事:減稅,給願意做製造業者一點稅務優惠,以誘創業者回來香港,這做法象徵意義比較大,給大家一個明確的信息:香港政府的優先次序和作風已調整了。在減稅這點我相信連香港的弗利民追隨者也不會反對。


還有﹐現在空置的廠房和寫字樓﹐讓他們的價格跌到最後﹐並繼續提供工業用地,以誘中小企業和工作坊進場,因為當初就是政府促成的高房價把它們扼殺的。廠房寫字樓不同住宅,不傷及中產階級,政府想都不應想去救市,這才是積極不干預。

當然,政府應該用公權反壟斷,為中小企業除障,甚至引導本地企業為內部市場生產中價值的進口替代,讓本土經濟也不但開動且能走向中價值、中就業。

城市本身是品牌,要有良好的營商、旅遊和居住的軟硬條件,要人家讚賞自已滿意。在全球化狀態下,城市品牌的經營可以創匯、可以提升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其中少不了世界性品味文化和精緻生活帶來的中價值內需。

我們不要那麼失敗主義的說要保障就業,只能一元是高價值低就業的,一元是低價值高就業的。在兩極之外﹐應有更多層次,而作為政府的政策願景,更宜奮力造就中價值中就業,或用我同代的經濟學家曾澍基、陳文鴻的說法:是「優化的低價值高就業」。

如果香港沒有新就業機會﹐有的也只是些很低價值的工作﹐這樣的把部份人排拒在下的社會將是令人沮喪的。我這代很多人已上岸,可是在我們退場前是不是也應替下一代鋪好路,總不該留下一個大多數人是低價就業的雞肋城市給下一代。

要做出中價值,很關鍵的一點﹐也是我這代主流所忽略的﹐就是文化和價值觀上,我們也要從邊緣反撲主流。

以後人家需要的不是那些價低的產品﹐而是要創意、要想法、要服務、要彃性、要科技和文化內涵、要滿足利基需求。

香港本身並不是沒有這類文化、學術、技術和社會資源﹐無論是精雅的、通俗的、科技的、工藝的還是另類的﹐香港全光譜都有﹐現都在邊緣。不夠的話,作為開放社會,我們現有的人材知道如何引進更多外面的人材。現在要做的是讓這樣的文化技藝和價值觀走回到我們社會的中心來﹐不能單靠我這代人過去那種考試過關、做個不能近觀的道具、賺快錢的心態了。意大利工作坊裡做個傢具﹐要有資產性投資、技藝,審美品味,也要願花時間、有所追求。

我前陣子看過一篇大陸雜誌的人物訪談﹐那大陸人說他最近去過一次香港後對香港的印象完全改變了﹐他去了一家小小的冷門唱片店﹐在那裡﹐他把他一生所有想找的唱片都找到了。原來香港什麼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找的話﹐是什麼東西都找得到的。但同時﹐它們又都是小小的﹐處於社會的邊緣﹐而主流對文化學術一直少有理會 ﹐主流`1990年代都在忙地產。

如果中價值中就業的產業是香港的出路,最終還得回到香港人的教育,建構較豐滿的文化價值 -- 但不要以我這代的主流為榜樣。

sources: http://chenguanzhong.yculblog.com/post.1139286.html

2009年12月24日 星期四

2010建築:生態城興起


往前走 向前望2010專題特輯

隨着社會對環保意識日益提高,單單一幢建築物在發展時加入環保設施,已不能滿足渴望更獲「綠色」覆蓋的現代人胃口,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地區的整體規劃,如何與環保和節能等技術好好配合,成為時尚的新一代大型項目發展的路向,一個又一個生態城(EcoCity),陸續孕育而成。

來自美國加州的Richard Register,是其中一個首先使用「Ecocity」一字的專家。據他所創立的組織「Ecocity Builders」及其姊妹機構「Urban Ecology Australia」所指,「生態城」意指居民可以動用最少量的自然資源之下,過着高質素生活的城市。

能源食水盡量自給自足

在建築物、生態多元化、運輸及經濟層面,何謂生態城亦有精要的闡釋。生態城市所興建的建築物,以最佳的方式將太陽能、風能和雨水,以供應市民所需的能量和用水;亦使用多層建築以增添綠化空間。

運輸方面,城市中的交通設計亦盡量減低居民使用私家車的可能性,例如居住地點與工作地方屬於步行距離或可騎單車來回,亦會透過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統,方便市民來往市中心與周邊地區。

在世界各國環保潮流下,發展商和建築師等亦努力以生態城市的概念發展新的發展項目,瑞典、巴西、丹麥以及中國等多個國家,已先後發展生態城市。德國亦不甘落後,漢堡Harburg區海岸的一個全新大型發展項目,正以這種可持續發展模式進行發展。

項目打正環保與保護生態環境的旗號,取名「ECO CITY」。這個項目佔地約二萬八千公頃,可發展樓面約六萬七千方呎,建築物可建的高度最高約八十五米。

選址舊區添活化元素

ECO CITY選址亦具心思,這幅用地具歷史意義,在十九世紀末,用地屬於造船的地點,後來著名的梳具品牌Hercules Sägemann則在該地點興建聞名的梳廠。新項目希望將傳統延續,並在這個發展業務的地點增添健康和可持續元素,將工業、娛樂和行人道上的生活重新活化並融合起來。

計劃由tec architecture與奧雅納工程顧問合作發展,由私人投資者和一家主要的德國銀行投資,部分環保的項目亦獲得政府的融資等。整個項目分為三期發展,合共包括十幢主要建築物,其中第一期已在今年落成,餘下兩期將在2012年底前落成。

項目包括商業、零售和酒店項目,其中兩幢高層建築分布在第二期和第三期,第二期將包括一幢高層豪華酒店、食肆及零售樓面,便利區內工作的人士外,亦吸引其他人士到該區,至於一幢五層高的寫字樓,亦會在明年上半年竣工;第三期除高層建築外,亦包括其他的貨倉和工業設施等。

不少環保建築會因應其地理環境,加入合適的節能裝置,ECO CITY亦不錯過這些可能性,設計上最醒目的地方,不可不提兩幢高樓頂層的巨大風力渦輪。項目位於海岸位置,這些看似設計用途的裝置,實際上可以產生不少於整個項目所需電力的一成。項目亦以太陽能作為燈光的電力來源,以及以太陽能將水加熱。

項目亦加入將部分舊建築物活化的部分,盡量採用已拆卸建築物的物料,減少建築廢料。集團着重其綠色覆蓋率,逾半的面積將有垂直綠牆,而可見的天台大部分鋪滿植物,以減少雨水的流走;設計上亦注重外牆和建築物的布局,冀減少能量損耗約三成。

一幢建築物如何環保,有不少機構推出各種標準,ECO CITY亦打算向三個機構爭取最高級認證,包括香港建築物常用的美國綠色建築議會「LEED」認證、英國的BREEAM認證以及德國可持續建築議會的DGNB認證。

發展商方面指出,ECO CITY將不是一個「即時城市(Instant City)」,而是一個探求在人口稠密的歐洲城市中將戰前工業建築加入可持續發展元素的可能性。項目亦包括其他國際城市在保護水資源、物料再用和廢物管理等方面最佳的可持續措施。

韓國不甘後人推綠色新政

近年迅速冒起的南韓,亦積極進行大規模的環保工程,包括年初宣布未來四年進行涉資50萬億韓圜的綠色新政,包括增加替代水源以及推動綠色車輛普及化等,而在仁川,則有發展商投資額超過350億美元,興建佔地一千五百畝的大型生態城市松島國際商務區(Songdo IBD)。

項目涉及一百多幢建築物,合共提供約一億方呎的樓面,包括商業樓宇、住宅大樓、酒店和零售物業,料提供二萬二千五百個新住宅單位,定居人口約六萬五千人;綠化面積更佔項目的四成土地,包括一個佔地約一百畝的中央公園。

項目採用多項的能源措施,食水方面,中央公園所使用的觀賞用水,將以海水代替,每天節省數以千升計的食水,用地亦會透過園景設計和節省用水的灌溉系統,令灌溉用的食水減少九成。

另外,一個以天然氣作燃料的區域性中央系統,將為項目提供清潔能源和熱水,節能的LED交通燈等,亦會在整個區域設置;城市中亦不見垃圾車,因為收集垃圾的工作,已由一個氣壓式中央廢物收集系統所取代。發展商亦有一個目標,就是75%的建築廢料可以在項目中循環再用。

放眼國際後,回首香港,本港未來將有多個新發展區大興土木,包括邊境數個新發展區以及西九文化區和啟德發展區等,政府亦率先表明將在啟德設置區域供冷的系統,既可節能和減排,亦可騰空天台位置增加區內綠化空間,有着生態城的影子。未知最終這些新區域加入更全盤的環境規劃,打造一個生態城?

全球未來八大熱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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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金融風暴,令世界各國原本的就業情勢發生轉變。香港作為國際化都市,且與中國內地聯繫緊密,就業市場的發展趨勢無疑會受到周邊環境影響。

接下來的三年,職業市場將如何變化?2010年,港人將如何擇業?從全球趨勢來看,假如你在尋找一份新工作,傳統財經類別的職業之外,不妨考慮以下八個即將在全球成為熱門的行業。

1.護理

在一個人口爆炸的時代,醫療護理系統對人才需求很大,會提供很多工作崗位。目前護理業是一個全球都人手緊缺的職業,就業前景廣闊,更是國際上地位較高、薪水豐厚的職業之一。尤其在澳洲,護士最容易覓得工作或獲得升遷,一個人若擁有澳洲註冊護士資格可說是等同於持有一張通向英聯邦國家工作的「綠卡」。

美國勞工部一份報告列出了目前在美國增長最快的職業名單,只涉及二個領域,其中之一就是保健。此外,中國內地目前對護士的需求也很殷切,僅上海2010年的護士缺口職位就達到6萬人。

2.資訊科技(IT)

美國勞工部列出增長最快的另一個職業領域,就是資訊科技(IT)。目前全世界每隔幾個月都有與IT有關的嶄新職業方向誕生,軟件工程、IT分析、新媒體諮詢等,它們都是收入頗豐的職業。2010年,即使就業環境嚴峻,網路工程師、系統集成工程師等都會是走俏職業。

IT 專業人士在內地就業市場也是「需才大戶」,雖然傳統市場已趨飽和,但新興IT領域人才空缺很大,如移動通訊、網路控制、即時系統、智慧系統、多媒體技術、軟件工程、集成電路等。同時,3G正式在內地啟動後,網路技術人才需求將達到50萬以上,而網路工程師的需求量還將隨着中國網路的普及而繼續遞增。

3.環境科學

現時世界各國都把環保作為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不斷提倡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發展綠色經濟,這就需要大批人才從事環境科學工作,行業範圍涉及環境管理及保護、環境顧問、環保機構、推廣環保教育、生態保育及植林工作、燃油工業、政府部門,更延伸到傢俱、電器、汽車、食品等大眾消費領域。

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環保產業從業員僅13萬人,其中技術人員佔8萬人,對環境工程師的人才需求超過42萬人。同時,隨着國家對環保的重視,以及對「綠色消費」的宣導,不少企業不但追求環保品牌,亦追求環保人才。

4.生物醫藥

全球生物科技正在高速發展,將生物科技應用到醫療和制藥領域的步伐也在加快,擁有生物工程、化學工程,或者生物製藥等專業教育背景的人才,開始受到歡迎,尤其是既有生物科研基礎、又有醫藥實踐經驗的複合型人才,身價不斷看漲。

從內地情況看,在生物工程、遺傳工程、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工程、化學製藥、中藥研發等領域,專業人才尤為匱乏,目前正急需高學歷並具有研發經歷、且精通英語、熟悉國際環境的生物人才。

5.新興材料

新材料製造業的核心從業人員,包括高分子材料工程師、複合材料工程師等。歐美尖端科技發展步伐日益加快,需要大量的新材料工程師將尖端科學付諸應用。

目前,新材料主要應用的電子資訊製造業和生物醫療業,每年分別以三成和二成的速度增長,因此急切需求相關的工程師。

在中國,國家政策正向高新技術產業傾斜,同時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新型能源材料、生態環境材料、航空航太材料等新材料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令材料工程師的就業前景廣闊。

6.精算

精算是一門運用概率數學理論和多種金融工具對經濟活動進行分析預測的學問。隨着全球保險業、社會福利業及諮詢業的迅速發展,精算師在世界各國已經成為一種誘人的職業。該行業從業員不僅社會地位高,收入也相當可觀,在美國,一個剛入行的精算師年薪就在8萬美元以上。

在中國內地,大學很少設有精算專業,真正意義上的精算師很少,目前更緊缺保險精算師,有海外留學經驗和工作經歷的更是屈指可數。可以預見,精算專業將成為內地炙手可熱的專業之一

7.現代物流

隨着經濟全球化與國際貿易進一步發展,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的職能也逐漸成為企業管理中的一個核心環節。西方企業本身也開設了國際、國內物流供應鏈的業務,對於專業人才的需求愈來愈大。

現代物流專業人才是中國十二類緊缺人才之一,許多物流部門管理人員未經過專業培訓,加之國外物流企業搶灘內地市場,物流人才需求急劇擴大。目前中國的現代物流業已進入全面發展時期,尤其缺乏物流規劃諮詢人才、外向型國際物流人才,以及物流科研人才,物流業招賢「繡球」已被高高拋起。

8.酒店管理

旅遊業將成為繼電訊和資訊產業之後的世界第三大經濟增長點,在中國更有強勁的發展勢頭。目前酒店管理專業已經成為2010年內地學生出國留學的五大趨勢之一,而在這方面,內地不論本地或外資企業,都傾心本港專業人才。數據顯示,本港近兩年報讀各大學酒店及旅遊管理課程的人數都在持續增加。

「穿窿」大廈充當環保先鋒


往前走 向前望2010專題特輯



如果說,一條「穿窿」的牛仔褲是型,那麼一幢「穿窿」的大廈豈不是更型。位於軒尼詩道500號的興利中心正拆卸重建,將由一幢傳統的商廈,變成一個八面玲瓏的環保大使。

這位環保大使沒有眼耳口鼻,不會看、不會聽、不會說、不會聞,卻會犧牲,任由別人在其身上開洞,由頭至腳,由左至右,以促進空氣流通,緩和熱島效應。

這股捨己精神是否來自身故不久的希慎(014)主席利定昌就不得而知,但肯定得到社會的認同。

已故希慎主席得意之作

希慎建築設計及項目總監陳麗喬表示,一幢樓宇對改善同區空氣質素幫助有限,但期望透過興利中心重建項目能夠發揮示範作用,為社會作出小小貢獻。

興利中心重建項目樓高三十六層,另有四層地庫,樓面面積七十一萬方呎,預期2011年落成,是香港首幢獲美國綠色建築協會「白金級」前期認證的建築物,也是利定昌生前掛在口邊的得意之作。

他離世前在股東大會後對一眾「鐵腳馬眼神仙肚」說:「我要求在商業層面取得成功,又能於環保方面有所貢獻。」他乘鶴仙遊後,遺願交由下屬完成。

陳麗喬說:「個人非常respect(尊敬)Peter Lee,他是一個良心商家。」她又稱,利定昌把自己一套文化向公司上下傳遞,替員工「洗腦」。

興利中心座落於全球租金第二高的銅鑼灣,當地寸金尺土,不過空氣污染問題亦是舉世聞名,連「煲呔曾」都看不過眼,提倡「藍天行動」,要「全城投入,為藍天打氣」。據陳麗喬了解,銅鑼灣是全港三大黑點之一。

汽車在路上噴出的黑煙,歷久不散,惹人討厭,於是希慎對症下藥,把重建項目低層預留「透氣位」,協助空氣流通,把廢氣送走。

重建項目設有數個大小不一的窿,每個窿又橫跨數層,讓人望穿大廈。她稱,淺水灣酒店亦有一個窿,讓人看見山景。

銅鑼灣山景欠奉,不過希慎打算在興利中心遍種「綠油油」的花草,對付熱島效應,讓泥土及植物吸收熱氣。有業界人士笑稱,此舉不但能夠吸熱,還能令人「心曠神怡」。

在陳麗喬眼中,所謂環保建築,並非要把太陽能板堆砌起來,而是從心出發,培養環保文化。

在大廈鑽洞,與空中花園(sky garden)的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陳氏解釋,sky garden雖非新事,但在租值高昂的鬧市引入sky garden實在不多見。不少地產商把租值不高的高層闢作空中花園,而希慎就把租值甚高的低層闢作空中花園。她說:「低層很值錢。」

犧牲租金 低層添綠化

雖然稍為犧牲租金收益,卻大大改善周圍環境,希慎仍然覺得物有所值。她稱,建築物不能移動,惟有依靠改善物業所在地區,才能幫助物業提升價值。

她說:「衣服不合穿即換,但一幢建築物屹立多年,需要耐用、耐看。」她期望由她經手的樓宇都是歷久常新。

第一代的興利中心1981年落成,樓高四十五層,總建築面積七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方呎,並附設二百六十三個車位,三越百貨在此蝸居多年,成為興利中心的生招牌、代言人,甚至是化身。

三十年後,興利中心完成歷史任務,拆卸重建,投資額逾12億元。分析員指出,重建前的興利中心每年租金收入約2億元,在施工期內,料損失共6億元租金收入,但由於商舖樓面將大幅增加,料重建後平均呎租可望由現時20餘元,最少提升1倍至約50元,對希慎股價長遠有利。

自稱為股東負責的希慎不時為旗下物業「裝身」,以提升身價。之前以1.4億元翻新嘉蘭中心,成為現時的利園二期。

2009年12月21日 星期一

二十金句

有一個網誌記錄了二十句發人深省的句子,據說是寫在哈佛大學圖書館的牆上。原是英文,有人翻譯成了中文。我未到過哈佛,要找那些哈佛生來證實一下。

一、此刻此時打盹,你將做夢;若此刻學習,你將圓夢。二、我荒廢的今日,正是昨日殞身之人祈求的明日。三、覺得為時已晚的時候,恰恰是最早的時候。四、勿將今日之事拖到明日。五、學習時的苦痛是暫時的,不學習的痛苦是終生的。六、學習這件事,不在於時間不夠,而在於努力不夠。七、幸福或許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八、學習並不是人生的全部,但,連人生的一部分─學習也無法征服,還能做什麼?九、請享受無法迴避的痛苦。十、只有比別人更早、更勤奮地努力,才能嘗到成功的滋味。十一、誰也不能隨隨便便成功,成功來自徹底自我管理和毅力。十二、時間在流逝。十三、現在睡覺流的口水,將成為明天的眼淚。十四、狗一樣地學,紳士一樣地玩。十五、今天不走,明天要跑。十六、投資未來的人,是忠於現實的人。十七、教育程度代表收入。十八、一天過完,不會再來。十九、即使現在,對手也不停地翻動書頁。二十、沒有艱辛,便無所獲。

到今時今日,上述二十句,無一句做得到,所以以後每天都是跑、跑、跑,趕、趕、趕。以前讀書不用功,今天方恨少,所以愛上了書,幸好三聯Gi Gi小姐常常推介新書給我,讓我眼界大開,其他人的智慧和看法帶給我新的體驗。一個人的經歷始終有限,所見所聞都有局限,但看別人的傳記、理論心得,都是累積下來的寶貴財產。年輕人要養成閱讀的習慣,多看書才會進步和有見地。這二十金句,可以讓大家轉載和分享,鼓勵年輕人努力看書讀書。離二○一○年還有十天,快快訂下目標為將來努力。

2009年12月10日 星期四

2009年度最佳产品与设计

2009年度最佳产品与设计

  ◎苗炜

  2009年10月,巴恩斯·诺贝尔书店推出了电子书Nook,其形状和亚马逊的Kindle差不多,最大的差别是可以分享。现在,预订Nook 当圣诞礼物的消费者要等到2010年1月才能拿到产品。也是在10月,Kindle推出了新的国际版,支持100多个国家的无线下载,包括埃塞俄比亚,但在中国还不行。随身带着全套的世界名著,随时下载新书和新杂志,这实在能满足一个读书人的占有欲。但是,这两种电子书的生命到底能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几年前,微软曾经推出过一台平板电脑,像一个小茶几,如果这样的平板电脑能做成一张书桌呢?用电子墨水的技术显示文字,同时能播放有声书。如果一台电子书阅读器能携带大量的有声读物,人们自然会想,为什么它不能播电影呢?如果我们看一本小说,看着看着不耐烦了,索性就看电影吧。所以,微软的鲍尔默会说,电子书阅读器就是一台电脑。而那些还没打算购买Nook和Kindle的消费者,可能有不少正盘算着谣传中的苹果平板电脑。

  假设一下,如果Kindle和Nook现在就能在电器商店里买到,究竟能卖出去多少呢?这种与国际市场的不同步,并不是亚马逊或巴诺书店不重视中国市场造成的。我们不妨看一组数据,2009年1~10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司长王炳南预计全年能达到12万亿元左右。而专家估计,今年全国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总额很可能达到5.7万亿~6万亿元。也就是说,全国人民2009年买东西用的一半的钱都花在房地产消费上了。如果再加上汽车的消费,我们可以武断地说,大多数人考虑的还是成为有产者,大多数的消费还是衣食住行的生活基本需要。

  的确,好的设计与产品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比如垂直的、种植在钢筋水泥中的花园,能让城市里的人感到的压抑减少一点儿,比如更便宜的假肢,能惠及更多贫困的残疾人。还有那些美妙的奢侈品,美妙的沙发,看看其中的巧思也是一种享受。然而,还有一种设计可能有另外一种诉求,它是一种“自我提升” 的工具,它需要人们理解它的创意所在,它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世界,比如两年前的iPhone和Twitter,它需要人们参与,尝试手机里成千上万的软件,尝试构筑“地球的脉搏”。某种更深的快乐总是和某种更深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好的设计不仅让我们感到愉悦,还应该有一种更深的意义。它并不仅来自于巧妙的包装和强大的市场营销,它还来自于一个隐秘的内心的需求。

  原研哉在《设计中的设计》一书中强调,如果我们周围的产品能精心而美妙,那么它就会将人们的审美趣味往正数上提升,如果我们周围的产品烂糟糟的,那么人们的审美趣味就会往负数上走。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审视我们的消费市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好的设计总显得过于小众。但是,观看那些有才华的设计师在干什么,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是一种最深刻的嘉奖。“创意并不是要让人惊异它崭新的形式和素材,而应该让人惊异于它居然来自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 在物欲的时代,生活的品质在于,时刻将我们的审美趣味往上提升。

  本源与众包

  商业机构、设计师、消费者,常规意义上由上至下的产品链条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追本溯源,最终消费者在经济衰退期拥有的选择权力被无比放大了,以最终使用者行为来把握设计细节的趋势,正在悄悄压倒昔日流水线文明下的设计语言,同时消费者自身也在悄悄成为设计者的一部分,他们以众包姿态参与到设计之中,设计的源头不再只是设计师一个人的问题,强调易用性原则的无意识塑造,悄悄堆砌出了新的设计结点。

  主笔◎尚进

  “整个世界都在打折,用最原始的手段,让商业社会的现金流畅通,这个时候即便价格再便宜,依旧无人问津,因为全球扩张性消费时代已经暂停,人们只对商业设计的物质用途感兴趣,设计元素在此时回归到最原始的萌动状态。”纽约独立设计师乔尔·布鲁诺在2009年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如此应答《Slate》。一贯以注重工业设计内涵和人类情感意识关系著称的深泽直人,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2009年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于设计界是一次难得的反省期,就好像身体过多的脂肪被锻炼替换成肌肉的过程,过去累积了太多脂肪式的设计产品,环境造就的瘦身运动可以调整我们对于设计本质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将旧有的经典设计重新优化,不再是简单地复刻20世纪50年代设计意识黄金期的表达手法,也不再是利用外壳环保材质递进来挖掘技术存量,而是以休止符姿态的集体思辨,来重新审视设计之于商业经营和最终消费群体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变化外观颜色和打着环保旗号的无公害改良,已经难以再提起大家的兴趣,全球头号玩具巨头美泰公司每年都会重新打扮一番的芭比娃娃,在 2009年出现了惊人的15%下滑,对应则是迪斯尼少女明星汉娜·蒙塔娜(Hannah Montana)的热销,另一方面那些一直坚持特立独行的时尚设计怪人,也遭遇了危机,负债60亿日元的山本耀司不得不选择破产,同样遭遇的还有法国时装设计大腕克里斯汀·拉克鲁瓦。抵制以商业利益为核心动力的设计源泉,同时也鄙夷为了设计而设计的极端前卫,一场以重返设计源头为主旨的设计趋势正在默默地自我实践。

  无为姿态、创新窘境和本源体验

  哪里是设计的源头?当代的很多年轻设计师依旧推崇维克多·帕帕奈克那本影响深远的设计伦理思考——《设计的真实世界》,当年帕帕奈克提出欧美国家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趋利主义推动设计师把精力都集中于为富有阶层的虚伪物欲服务,让设计者无法关注消费社会中真实需求的设计,撇去商业噪音和虚假的特立独行,从设计最终消费者身上反馈回来的设计需求,正在通过一些微妙的渠道反馈到设计者耳中,这种以真实需求为核心的设计渴求,恰恰构成了设计本源的原始元素。深泽直人很长一段时间被误读为东方的北欧简约流派,可深泽直人并不认同这种评价,当他还在旧金山为设计顾问公司IDEO作创意的时候,一种被称为 “极度平凡”的设计理念已经被酝酿,在深泽直人的理念范畴中,物体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设计构思阶段的唯一衡量标杆,人也被归为物体,只不过有时候是以眼睛或者手指来承担动词角色。深泽直人的很多设计判断都来自自己的观察,他特意观察过东京街头的盲道,他发现很多人喜欢走盲道,因为黄色的盲道可以不用眼睛看路,捧着手机走路的“拇指族”,可以只用余光看路。寻找连续行为的设计价值,关注人与物和环境间的关系,并且找到一种意识核心,强调易用性原则的无意识塑造,深泽直人明确提出了回归设计本源的口号。“设计是无意识地跟随环境和对象,并且知道身体自然流动的、没有意识的自然心态,我并不反对过去经典设计的现代化,但我更热衷让一种产品的设计,突破价值衡量体系的约束,真正让使用者从情感底层表达出自己的判断。”深泽直人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表达自己对于设计本源的体验。

  “我们有很多巧妙的设计结构,可以让玩具展现出更复杂的变化,但是在我们将之付诸设计实施之前,我们必须拿设计软件一点点精算成本,石油价格高居不下一直在侵蚀着设计者的激情,哪怕塑料材料用量多了10克,或者多用掉一个螺丝固定,都会被项目主管经理给退回来,因为他们优先保证商业收益。”Takara玩具公司的设计师江岛多规男(Takio Ejima)如此抱怨,商业成本的压力几乎成为2009年全球产品设计师聚会上最能博得共鸣的话题,只有少数设计大腕和独立化的自由设计师,依旧可以以创新试验设计者的姿态自居,这其中就包括领导苹果公司设计团队的乔纳森·艾夫(Jonathan Ive)。自从铝块冲销工艺的Macbook外壳设计之后,乔纳森很久没有露面了,尤其是在史蒂夫·乔布斯更换器官的休养期,一些谣传把乔纳森·艾夫推到了乔布斯继承者的王位上,一贯低调的乔纳森更加地谨慎起来,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夏天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领走名誉博士头衔,同时也不妨碍他带领团队设计出奇特的Magicmouse。实际上苹果的鼠标一直保持剑走偏锋的路线,而Magicmouse延续了这种传统,繁多的感应器替代了传统激光鼠标的发射器,鼠标不再只是横纵的平面运动,Magicmouse没有按键的表面也是一个操控平台,手指尖的点击和横扫都可以表达独立的控制动作,就像Macbook那个宽大的触控板鼠标一样,为了表达鼠标功能上的纯硬件创新,设计元素被淡化到了极点,除了强调最近设计界流行的腰线,Magicmouse几乎在设计上放任到了无为而治的地步,以至于一些习惯人体工程设计的鼠标用户,抱怨Magicmouse的手感。可这并不能掩饰Magicmouse为鼠标界引入的多传感器技术思路,更关键的在于Magicmouse刻意淡化设计元素,无形中揭示了商业设计师寻找设计本源的迷途。

  在商业成本压力和创造欲望之间挣扎的还有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他写于1997年的那本《创新者的窘境》最近又频频被商学院翻腾出来作为讲义蓝本,这应该归功于他为美国医疗保险制度困境设计了一套自救策略。在他看来美国高端医疗技术和商业普及性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现有医疗体系的诊断中按服务计件收费和报销机制造成了实质上的成本暴涨,驱动医学商业运转的动力来自各种医疗服务和产品提供者的利益驱动,而非患者所需。这些观点被他归集到了新书《创新者开出的处方:以颠覆之道应对医疗困局》之中,其实这些观点理论追根溯源,还离不开十几年前的《创新者的窘境》,只不过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的后工业与前信息文明的冲突,变成了信息时代“鼠标”和“水泥”之间的对抗,这种商业技术层面的创新流转越来越与设计现状同步,很多时候常规意义上的持续创新被解读成了脉络性设计传统,而一直被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视作技术关键力量的突破性创新,与暴发性原生设计一样,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之所以深泽直人提出不须捉摸的直觉设计理念,被2009年东京设计展DMN设计研讨会设定为主题词,并不是简单地套用“without thought”,而是设计界集体性的反思,经济环境和创新窘境的双重议题。

  以1994年网景浏览器发布作为标志的互联网时代已经过去了15年,由信息文明搅乱的技术商业创新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越来越多迎合商业因素的创新压力,从技术层面向设计层面转移,伴随全球化生产链条和信息化库存管理的,并不是产能闲置和海量的积压品,而是技术过剩。英特尔在推出速度上压过AMD 的i7处理器之后,不再急于进行压低价格的速度血拼,而是全力让ATOM芯片功耗下降到2瓦以内。大众汽车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涡轮增压不再只是GTI们的独享,可怜的两汽缸发动机也将被安装上涡轮增压结构。设计师们必须迎合这种技术过剩后的新产品指针,极力用设计手法弥补多种技术重新组合后的鸿沟,于是我们看到了吸纳Flip摄像方式的第五代iPod Nano,看到了Dickies工装裤874款的低腰迎合,看到了没有叶片的Dyson电风扇。

  众包与起点

  “设计者实际上是在为他人创造一种环境。”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亚伯拉罕·莫尔斯(Abraham Moles)一直在强调设计者的交叉口角色,在他看来只有将产品设计设定为非商品的理解,才可能创造出最符合大多数人选择性审美的经典设计。在以前设计者根本不可能很好地承担消费者和工厂老板间的平衡器,很大程度上在于设计者无法真切地体会到消费阶层的真实感受,那些被邀请来的黑箱测试者,只能被动地以规律性行为对设计的好坏做出物理性判断,却根本无法在设计原始阶段就成为设计的一部分。作为本源方式的一种奇特实践,由互联网社区引发的众包概念,正在悄悄被设计部门所借用。宝洁公司非常乐于让审核过的民间消费者成为核心产品设计的一分子,他们有太多的化学配方,但并不是每个配方都能起到应有的效果,并且宝洁的工程师们也无法确定消费者到底喜欢什么味道或者包装,于是一场全球化的众包设计被布置给了500余名报名者,这其中有化学业余爱好者,有退休的化学老师,还有一些化学专业毕业却从未以自己专业为职业的家庭主妇。他们根据宝洁提供的大致配方筛选试验,以往需要50人专业研发团队的配方试验设计,被分配给了昔日产品的消费者,这些“民间”设计师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调配和试验化学配方,从而保证宝洁公司某个化学产品的设计可行性。来自意大利的乔治娅就参加了宝洁的创新中心项目,她找到了一种渐变性染料设计方案,按照这种配方洗涤剂兑水达到一定比例,原本透明的洗涤液就会变为蓝色,在乔治娅的试验设计被认可后,宝洁为她提供了3万美元设计津贴,此后这个配方分配给全球另外100名“民间”设计师,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设定多种设计可能性,于是在乔治娅的配方基础上,调配设计出了等比例定时变色配方,以及从蓝向黄绿色的渐变配方,最终这项配方设计被用在了浴缸清洁剂中。

  Google也在悄悄扶持消费者参与设计过程,近似的芯片供应商和类同的触摸屏幕界面,全球的Android手机越来越相同,Google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Android作为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每个人都有自己动手修改的权利。于是让手机使用者设计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需求,成为 Android手机未来最可能盈利的杀手应用。实际上苹果iPhone也可以被视作众包设计的一部分,本应该由苹果来设计的iPhone应用程序,被放到了开放分成的应用软件商店之下,但并不是每个为iPhone做开发的程序员都能赚到钱,能否挤入推荐前25,成为苹果为第三方开发者设计的一道胜负门槛。 Google也采用了类似的苹果应用软件商店策略,可开放源代码的机制,让本应只拿分成的第三方程序员,有机会设定自己Android手机的软件生意,Google不再像苹果那样充当上帝式角色,于是在HTC、摩托罗拉和三星等传统硬件制造商之外,Android手机界还存在着Handango、 Mappn等小公司设计,免费策略往往让这些小公司的设计可以赢得众多用户,同时这些从HTC、摩托罗拉和三星等传统硬件制造商控制下叛逃的 Android手机,又为这些大厂商提供了设计自己手机的参考痕迹。

  现代化工业设计配合以东亚为制造源头的全球产品生产链条,为全球消费者和设计者搭建了成本最优化的接触机制,这两者通过设计化的产品产生碰撞,但直接带来的是消费者的懒惰,精细设计和娱乐产品变得随手可得,DIY精神已经淡化到了无法再淡化的地步,而同时设计者也更加循规蹈矩,每6个月更新一轮产品的商业再生产循环,让设计者无暇思考更没胆量创新。此时此刻不论是笃信直觉设计的深泽直人,还是强调技术改变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甚至无为姿态的乔纳森·艾夫,都不自觉地试图表达自己的试探。这种试探不再是充满工程师文化的极客媚态,也不再是拼凑不同设计风格的混搭,更不再是人体工程学延伸化的界面万能,而是一种回归社会结构的,以人类行为习惯作为参考标志物的设计检讨。把创造力还原给消费者,设计者顺应创造力的指向,以消费者作为设计源头的起点。

  设计本源不再变得模糊,新时代的设计师不必再像深泽直人那样一切依靠细节观察,Twitter等即时群组沟通工具在帮助消费者放大声音,技术过剩推动下的设计师谨慎选择,让力求简化和强调功能的理念能够被产品决策者批准,众包设计也在通过一种向心式的自发蠕动,以协同工作方式补完以往由设计大师才能决断的设计问题。但这种设计本源的摸索并不是每次都灵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尤其是跨大洋的文化性差异,往往让产品设计不得不针对本源范围进行调教。而同时商业流水线的效率规则,又在无形中制造全球产品的近亲繁殖。“一辆欧宝Astra和一辆雪佛兰Cruze,你会发现73%的零件共享,这就是全球化给工程师和设计师带来的变化。”在流行电视节目TopGear的网络视频链接下,有人留言纠正主持人查德·哈蒙德的说法。实际上汽车设计现在越来越备受同质化困扰,通用和福特10年前在日本和欧洲的并购结盟,生产平台化理念并非能够依靠细节设计所区分,更关键的,一旦所有设计师都遵照本源设计理念中的用户至上思路,那么多数人主导的保守审美和设计语言的线形重叠必将大行其道。

  “大多数人的喜好具有很鲜明的指向性,但这种规律的筛选是建立在数学模型之上,参照每个人个体的特征,强调差异,你会发现数学规律以外的新规则,多样性的集体智能需要自由空间。”加州理工学院的斯特科·佩奇在《差异:多样性的自我组织》中如此写道。这种自由空间很容易被理解为消费者的货架选择权,其实这种权力并不是发生在最终消费阶段,而是发生在产品设计起点。每个消费者对于适合自己的设计本源都有着不同的认识,索罗(Solo)自诩 ThinkPad收藏家,他在过去10年内积累了数百台不同型号的ThinkPad电脑,在他看来极佳的键盘手感才是ThinkPad的设计本源,他的这种本源意见被间接传递给了大和设计所,于是超大号的ESC键出现在了ThinkPad T400s上。而来自更草根的本源体验更能说明问题,很多固执的手机使用者一直在抵制智能手机,在他们看来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最简单体验就是适合自己的最佳设计。同样的规律也发生在汽车界,手动挡汽车一直在欧洲占据35%以上的新车份额,在他们看来有充足控制力的驾驶体验才能真正还原机械属性,一味地踩油门让驾驶不再是技巧。耐克在收购匡威后,曾经尝试过改良鞋带,为匡威帆布鞋引入尼龙粘贴带,但只设计了两双就放弃了,在帆布鞋“粉丝”们看来经常在路边停下来,勒紧鞋带,就是匡威帆布鞋设计体验的一部分。





Wave:Google波浪的野心

“与其说我们要推出一项新的Google服务,不如说我们是想在整个行业内推动一种技术的变革,就像电子邮件一样,有雅虎邮件、Google邮件、微软邮件……Wave也会有不同公司的Wave系统,公司之间可以互相竞争,但我们的用户可以彼此之间通信。”拉斯·拉斯姆森说。

记者◎陈赛

《闪回未来》,有一个非常酷的开篇。

  某一天,地球上所有人突然都昏过去了,2分17秒的昏厥中,每个人都窥见了关于自己未来的一小段碎片。

  为了搞清楚那2分17秒钟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建了一个网站。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每个人都上传自己在幻境中所见,岂不可以交叉索引,相互印证,从而编织出未来那一天世界的完整模样?

  我没有追看故事的发展,但当时第一个念头是:应该用Google Wave啊!

  Google Wave是什么?

  在网上,你会不断地看到这样的问号——“Google会不会杀死电子邮件?会不会杀死Facebook?会不会杀死Twitter?”

  “我们不会杀死旧的技术,”在Google中国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拉斯·拉斯姆森,Wave开发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视频会议的另一端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只是创造了一个新工具而已。”

  但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工具?

  拉斯先生略带尴尬地搔搔后脑勺,一副一言难尽的样子。

  这大概是Google Wave最大的问题。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有人以为它就是电子邮件,只不过更快一点,或者是IM,只不过文本更丰富一点。大部分人也都是这么用的——虽然会有一点不甘心,毕竟得到Wave的测试账号不容易。Google Wave第一批测试账号只有10万个,曾经有人试图在eBay上拍卖Wave的账号,居然要价5000美元。

  与Google一贯的极简主义相反,Wave是一个太复杂的发明,但它抓住了我们当下网络生活的两个核心症结:第一,各种交流工具过多,功能重叠;第二,对“当下”和“实时性”的迷恋。

  拉斯有个哥哥,叫严斯·拉斯姆森,他才是Google Wave真正的发明者。兄弟俩是丹麦人,于2003年创建了Where2,2004年被Google收购后演变为Google地图。

  他们是一对有趣的组合。哥哥内向低调,是天才的程序员,弟弟外向好动,是最好的营销人才。在把他们的创意卖给Google之前,两人曾经穷得只剩下16美元。那种近乎毁灭的压力,让他们怀念至今。

  加入Google之后,他们需要一个更新更好的创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哥本哈根的公寓里闭关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想到了Wave。

  如果电子邮件是今天发明的

  一切从一个假设开始,这是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对拉斯和严斯来说,他们思考的起点是:“如果电子邮件是今天发明的,它会是什么样子?”

  电子邮件是老一代互联网的产物。我们登录、下线,在一个时间段里写邮件,收邮件。但现在是“云计算”了,我们时时刻刻都挂在网上,带宽、网速与十几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在线方式必然导致新的交流方式,于是我们看到,从IM、Facebook到Twitter,一切都在变得更快、更丰富、更有趣。

  如果MSN上能说清楚,为什么还要写邮件?一些问题,还没等你开口问,你的朋友已经在Twitter上宣告全世界了。如果能随时分享图片或视频,随时一起编辑同一份文件,电子邮件的“附件”模式是多么的过时和枯燥?

  拉斯一再否认“电子邮件杀手”这样的说法,这已经引起了Gmail之父保罗·布克海特的不满,后者在媒体上公开宣称,电子邮件绝对不会消亡。

  但是,就最初的假设而言,Google Wave仍然不失为一个很聪明的答案。它将当下流行的许多技术元素,博客、社交网络、Wiki、Twitter,整合成一个单个的物件(注意,是单个的物件,而不是一个工具包)——Wave。

  “如果把每个元素单独拆开,你会觉得它的每一种技术都是旧的,但当它们被集合在一个单独的物件里,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新的工具,而不是任何旧技术的替代物。”拉斯告诉本刊记者。

  Google Wave:实时协作平台

  3年前,他和哥哥给谢尔盖·布林写过一封信。他们试图在信中解释关于Google Wave的构想。当时他们身居两地,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往来。因为那封信太重要了,他们一起讨论了很久,改了又改,折腾了好几个晚上。

  “如果当时有Google Wave,那封信写起来会快很多。”他说,“这是Wave真正强大的地方——一个极佳的协作平台。”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几个好朋友会就着一张白纸写字、涂鸦,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思维漫无边际地在纸上延展,但自有一种逻辑在里面贯穿着。从某种角度而言,Google Wave复原了一张白纸的自由度。

  Wave的世界里不存在拷贝,文件、邮件、对话都是一体的,每个人都可以同时书写、编辑和修改。

  你写一个Wave,就是在Google的服务器上新建一张虚拟“白纸”,然后邀请朋友加入对话。三五好友最好,人太多了,速度会变慢,效率反而不高(曾经有人试验过700人同时在一个Wave里说话,是很痛苦的经历)。

  你们可以聊天,也可以共同编辑一个文本。文本的格式可以很丰富,图片、视频、音乐、地图甚至投票。你还可以拖拽一些简单的小程序(Widget)到Wave里面,比如玩一局国际象棋,或者数独游戏。

  最酷的是,Wave还可以被整合到各种不同的网络服务里去。你可以把你的Wave发布到博客上,内嵌到社交网站,或者与Twitter联动,让整个网络生活“实时”起来。

  拉斯说,3年前他们开始构思Wave时,还不知道Twitter是什么呢,但现在人们总是把Twitter和Wave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非常地“live”和“实时”。

  事实上,这几年网络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实时”、“即时”。人们如此执著地要知道,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仿佛一分一秒都等不得似的。

  这种心态正在颠覆整个网络世界的游戏规则。当人们想要了解一件新的新闻事件时,他们首先去的是Twitter,朋友之间口碑相传的力量也远远优于Google的定位广告。这不能不让Google感到不安。

  这种不安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Google Wave的设计,比如Wave的所有内容都保存在Google的服务器上,对方的每一次输入或修改,你都能在本地实时看到。光这一点功能,在算法上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实时性方面,Wave最前卫的一个设计是Live-Typing(实况打字)。在Wave里,当对方敲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他的话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在你眼前闪过。

  拉斯说,这样的设计是模拟真实生活中的对话,“尤其当两个人同时编辑一个文本时,看对方敲字的过程中,你们已经在下意识地对话了。你的问题刚问到一半,他的答案也许就已经出来了”。

  更酷的是,它还支持多国语言,能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实时转换。

  “你需要一点时间来习惯这样的工具,但一旦上手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效率很高的工具。”拉斯说。

  但是也有人批评这样的设计有冒犯隐私的嫌疑,就像有个人随时在观察着你大脑的运转逻辑。你每一次打错字,不经大脑的言语,都可能如实传递给对方,不仅让人分心,而且浪费更多的时间。

  其实,这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越是强大的技术,在带来权力、便利和速度的同时,也越是引发我们内心最深的恐惧。而这种对自身失控的恐惧,又不是Google的工程师们所能理解的了。

  Google Wave的实验

  对Google来说,Wave与其说是一个项目,不如说是一个实验。

  在Google两位创始人的支持下,拉斯姆森兄弟远离Google在加州的总部,不必担心如何紧跟现有的技术趋势,也不必考虑如何与Google现有的战略整合。他们偏居悉尼,享受阳光和啤酒,还有自由。

  他们单独组织了一个将近50人的年轻团队,虽然仍在Google的荫蔽之下,但以“创业公司”的形式独立运作。这其实也是Google抵抗“中年危机”的一种尝试——当Google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创新的速度难免下降。

  拉斯告诉本刊记者:“在Google Wave上,我们可以更疯狂一点,野心更大一点,冒更大的风险,也更好玩。”

  像Live-typing这种功能,到了Wave正式版推出时,也许会被抛弃,或者演化成另外一种形态。就像当年Gmail在测试阶段有一些很酷的功能,比如邮件自动优先排序,在正式版推出时不得不放弃,就因为无法设计出足够简洁的界面——以Google的极简主义和实用主义,只有那些被证明是最有用的创意,才会最终进入商业应用。

  但是,从Google的整体布局来看,Wave的尝试并非纯粹技术上的冲动或者疯狂。正如拉斯所说:“我们故意在技术的边缘游走,做一些超出网络当下承受能力的应用,是想让人们因为这些技术而兴奋,从而启发更多更丰富的创新,同时也是传递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未来的计算必然是在Web上面。网络浏览器已经变得如此强大,足以开发像Wave这样强大而复杂的应用,为什么还要让计算机隔在你和网络之间呢?”

  Wave在技术上的野心,并非人人都能理解。但是为Wave的应用前景而激动的,远远不只是技术发烧友。

  美国媒体评论家杰夫·贾维斯试过Wave后,激动地说:“Google Wave不是再造了电子邮件,而是改造了新闻。”

  想象一组记者——共同见证了每个新闻事件——他们能在同一个Wave(过去可能是一则故事,或者一个版面)里面共享图片和新闻。一个人可以写他知道的事实,另外一个见证者可以添加他看到的事实和照片,一个编辑或者读者可以提问……这样交叉索引,相互印证,岂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看看,人们是不是还对Google Wave感兴趣,是否还在谈论它美妙的地方,如果是,我就泡一杯咖啡,开始新一天的生活。”拉斯说。



光影折射的口袋化机会

主笔◎尚进

  “为何人们更热衷不断加大尺寸的液晶电视,而忽视了折射投影思路的光影魅力。”托德·布鲁诺斯在国际信息显示学会年度大会上如此说道,在他看来可折叠的化学电子纸张,以及主动式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都没有摆脱电视屏幕化的视觉经验,液晶屏幕的高亮度掩盖了半导体闪烁延迟,全球产业界的屏幕化制造趋向,稀释了传统投影折射的影院视觉体验。实际上2009年全球投影仪的总销量并没有超过900万台,对应数字则是全球液晶电视1.4亿台的巨大出货量。除了电视制造商们的商业策略外,投影仪对于空间的要求,动辄2米以上的投射距离,限制住了很多“蜗居”者的视觉尝试。同时投影灯炮在耗电和发热上的阴影,并没有因为DLP和3LCD等投影仪显示技术的升级,而发生质变。

  但这种视觉空间和影像投射方式的平衡,正在被悄悄打破,低能耗长寿命的LED在被引入到液晶电视背光源的同时,投影仪也在LED化。明基GP1 内置的3个LED灯泡,最大功耗只有60瓦,待机功耗不足1瓦,这无疑改变了投影仪动辄功耗200瓦的技术传统,超低的待机功耗也意味着对应开关机时间的缩短,LED灯管低功耗,产生热能就相对要小得多,以往投影机上鼓噪的风扇,终于不再高转速地嘶吼,32dB的工作噪音,至少在室内环境状态,片刻找回了幻灯机时代的清静感。不过100流明的有限亮度,以及858×600的标准分辨率,安静和低耗电也是需要付出一点点代价的,除非迷恋1080p高清晰方式的家庭电影。实际上盲目的攀比分辨率,并不是能在投影折射显示方式上快速奏效,普通清晰度与1080p在视觉体验上的反差感,在液晶电视那种屏幕思路上才显得更鲜明。反倒是LED灯泡可以达到的2万小时寿命,让GP1有了不同于常规视觉显示方式的理由,这无疑打消了对投影仪使用耐久性普遍持有的怀疑态度,回归视觉消费工具的本源定位,投影仪不再是使用代价昂贵的小众消费品,同时也让视觉神经找到了一条迎合大众化消费的光影平衡。

  而在LED灯泡带来的视觉效果之外,袖珍化也让GP1有机会跳出传统意义上的投影机设计路线。不用再苛求宽大的投影距离,最近0.2米的墙壁距离,就可以让GP1找到投影焦点,按照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制订的ANSI标准,在2.2米距离时,可以投射65英寸的画面,这无疑是常规家庭娱乐选择中,液晶电视可以达到的极限状态。得州仪器主导的DLP在袖珍化和光影效果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GP1无疑是这种技术与应用平衡间最具典范性的设计,充分迎合游戏机和DVD电影的光影需求,尤其是2瓦的内置小音箱,充分说明了口袋袖珍投影仪的消费电子身份认同。

  实际上传统的投影机在设计时过多地考虑了商业环境和顶级家庭影院需求,往往忽视了投影仪在小巧易用性上的审美取向。太多设计将投影视觉体验定义成了会议室或者家庭成员为单位的分享制,而往往忽视了投影机的个人化品位,GP1不足0.64公斤的重量,以及纸巾盒级别的长宽高尺寸,让投影机不再必须那么规规矩矩,GP1在设计造型上甚至有些近似床头CD小音箱的感觉,更重要的是GP1这类口袋型投影仪的超便携性,第一次让个人使用者有了一次可以在书包里装下50英寸大屏幕的可能。

  足够丰厚的技术应用储备,足够成熟的视觉需求,明基GP1这类超便携口袋投影仪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类似上网本式的技术设计哲学,投影化的光影体验门槛正在被悄悄拉低,但这种够用主意的设计套路,并没有止步于第二台袖珍电脑之类的短暂潮流,在GP1的背后,微型投影机正在形成大潮到来前的浪涌前奏。富士总研预测2013年,口袋型投影机将达到1300万台的规模,至少将占据投影机市场总量的一半。如果说明基GP1只是一个投影机回归本源的起点,并且还保留着很明显的投影机造型的话,三星手机W7900内置的超微型投影模块,已经更加明确地为投影显示方式指明了未来方向。当投影芯片和LED光源微缩到硬币尺寸,投影应用也许就会像摄影头一样在电子设备中泛滥性普及。

  一件经典风衣的网络重述

  记者◎何潇

  第一次登陆“artofthetrench.com”的人,或许会将它看成是一个类似于“The Sartorialist”的街拍网站。如果单从界面上看,的确有些这种意味。它的首页由许多街拍照片组合而成,逐一点开来看,会发现这个“街拍网站”的特别之处:照片里的所有人都穿着同一件衣服,即Burberry出品的风衣。实际上,artofthetrench.com正是Burberry公司在 11月推出来的网络平台。Burberry公司的目的不是设计一个简单的街拍网站,而是一个以风衣为主题的网络社交社区。在这个网站上,登录者可以对浏览过的照片进行评头论足,在一旁写下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将这些图片转载到Facebook或Twitter上,与更多的风衣爱好者讨论心得。当然,浏览者还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但照片最终能否出现在这个界面上,就取决于Burberry网站管理者的审美偏好了。

  这或许可以看做是品牌在网络时代“重述经典”的一种方式。就像Burberry的创意总监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iley)谈到这个风衣社区时说的那样:“artofthetrench.com歌颂的是我们标志性的风衣,同时捕捉外衣传统背后的情意结。”最常见的双排扣战壕风衣,是Burberry的创始人托马斯·巴宝利(Thomas Burberry)在1914年所做的设计。人们很容易理解这件风衣在当时的流行。它最初是为英国军人所做的服装,采用了实用耐穿的棉质华达呢的面料。这种质料是Burberry引以为傲的发明,采用了特殊的编织方法,在防雨透气的同时,依然可令穿着者感到柔软舒适。在过去的近百年里,Burberry曾随着探险家们到过南极、飞越过太平洋,经历过各种严酷的天气。然而,在“可适应任何天气”不再那么具有号召力的今天,要说服消费者以同样的热情购买一件设计于上世纪的昂贵风衣,他们显然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

  Burberry似乎是在以建立一个网站的方式来回驳那些“经典等于乏善可陈”的论调。在这个网站上,一件千篇一律的老式风衣被演绎得千人千面。那些面对经典产品感到创新无望的人,或许可以把这个名为“风衣的艺术”的社区看成是一个“如何将老风衣穿出新样子的DIY宝典”。网站对照片做了分类,浏览者只需点击相关类别,归类好的照片便会凸现出来。其中一些分类非常实用,譬如“天气”,将晴天、雨天和多云天气做了区分——这给许多天公一变脸,就不知该如何出门的人提供了帮助。

  像所有的社交网站一样,artofthe-trench.com有其联系社区的核心与主题。只是,在这个社区里,将人们联系起来的不是音乐、电影或文学,而是一件经典款式的风衣。Burberry的这一举动很容易被判断为一种聪明的情感营销——通过这个社交网络平台,品牌打造的是一种以 Burberry风衣为情感载体的集体回忆。“情感让一件物品变得更有价值”——这个道理所有做奢侈品的人都懂得。所以,风衣上那些细节——金属D形环、真皮腰带扣以及肩章——这些原本属于军戎附件的装饰物,才得以沿用到今天。保罗·福塞尔在文章里谈论Burberry为何要坚持保留那些宽大而无用的肩部装饰,结论是:“摘掉这一切,附加在风衣上的传奇色彩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了。”

  无论如何,将一件千篇一律的风衣打造成联系社区的情感纽带,确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点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外衣的故事,比如,首次邂逅一件外衣的故事。我喜欢这个主意,让来自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可以彼此分享他们与风衣的故事和图像,以及对Burberry风衣的不同态度和看法。”克里斯托弗·贝利说。

  媒体在谈论克里斯托弗·贝利的时候,经常会说到他给Burberry带来的“年轻化”与“新性感”。所以,这个插曲大约不会令人惊讶——为了推出这个网站,贝利特别找到了“全球第一街拍”斯科特·斯库曼(Scott Schuman),委托他拍摄了一系列穿着Burberry风衣的潮人照片。斯科特·斯库曼是“草根博客打败时装编辑”的代表人物,因为建立了著名的街拍网站sartorialist.com而声名鹊起,出书立著,出席各种高级品牌时装秀,并开始为奢侈品牌拍摄广告硬照。Burberry表示,与斯科特· 斯库曼的合作只是一个开始,网站将成为品牌与更多知名摄影师之间的持续合作项目。

  人们有时会把“低调”误会为“保守”,而对“温和的激进”缺乏理解。在刚加入Burberry的2001年,克里斯托弗·贝利已经在一些媒体,譬如《细节》(Details)杂志那里得到了“反设计师”的评价。熟悉克里斯托弗·贝利的人,形容他为“为人低调”,而在《纽约客》的记者眼中,贝利有一副“超于时尚设计师,甚至是常人的热心肠”。克里斯托弗是个公开的“反精英分子”,称自己为“一个来自约克郡的劳工阶层,在沃尔斯利吃上了饭”,他认为自己与Burberry合拍的地方,正是这些相似的“平易近人”。在他的执掌下,这个在许多人眼中代表了“英国贵族传统”的品牌,第一次推出了牛仔裤。

  这或许很能解释为什么Burberry会选择彼时任职于Gucci的设计师克里斯托弗·贝利。人们倾向于将Burberry看成是一个“老派的英国贵族品牌”,这多少因为英国皇室颁发的那两枚皇室御用徽章。但只需看看这个“老贵族”近来在网络上的举动,就能发现将其判断为“传统保守”是怎样的一种陈词滥调。另有一个电子商务网站Burberry.com,在其上,客户已经可以预订2010春夏女装系列的风衣了。

  一孔一世界

  记者◎王星 摄影◎蔡小川

  倘若布莱克能够从每一粒沙中发现一个宇宙,对于金属螺丝拼装玩具的爱好者来说,拼装件上的每一个螺丝孔都意味着一个潜在的新世界。

  这些带孔金属板及其附件在中国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我们父辈的童年时期。上世纪40年代前后,这些玩具被称为“机铁”,多见于曾在英国留学过的教授家庭中,被视为当时的昂贵玩具之一。70年代末,一批上海制造的同类型玩具出现。尽管十几元的售价在当年也称得上“天价玩具”,这批玩具仍渗入了不少家庭。玫瑰红色的外包装、暗红色的金属方板、电镀的带孔金属长片、藤黄色的塑料片,70年代这批“机铁”典型的特征至今仍留在许多玩家的记忆中。

  至于为什么要称作“机铁”,父辈们早已忘记;另一种说法则是它实际上该称作“积铁”,以与“积木”相对应。但对照资料,称作“机铁”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这很可能是当年乃至如今最著名的金属螺丝拼装玩具品牌“Meccano”曾经的意译。

  Meccano最初只在利物浦开设了一个车间,随着全欧范围内的成功,逐渐增加了两个新的产地,一个是1912年在柏林,与以制造火车模型玩具著名的Marklin合作,另一个是1920年在法国贝尔维尔。法国市场的日益扩大促使Meccano于1930年在巴黎郊外建起了一家与利物浦母厂规模相当的加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全球钢材短缺,即便如此,Meccano仅巴黎一家工厂的产量仍能达到50多万套。1959年,Meccano在法国加来建了一座新的工厂,如今这家工厂号称“Meccano唯一的全球生产中心”。

  70年代末,Meccano被美国包裹货物公司General Mills接管,于1981年成为该公司的英国分厂。1985年,General Mills向Meccano转让了塑胶模型注塑成形技术,以辅助其金属部件的生产。1999年起,Meccano在塑胶、金属两类建筑玩具系统基础上开始实行一系列重组品牌的策略。

  尽管如今的Meccano仍保持了与当年相同的插孔形状与尺寸,但新版玩具的风格与旧版大相径庭。当年貌似笨拙的金属方板加长片“硬性”造型几乎已经完全消失,大量可扭曲塑料部件的引进使得对流线与时尚感的追求上升到首要地步,因此而牺牲的是构件间的通用性。2000年5月以后,Meccano 的品牌和资产转至日本日光(Nikko)集团。更多的遥控之类电子功能被添加到原有的组装玩具中。当2008年Meccano也赶时髦推出一款名为 “Skypee”、毫无任何“拼装”因素的wifi摄像机器人时,传统Meccano爱好者们的眼镜已经掉不过来了。

  不过,Meccano的官网显然忽略了中国这个全球玩具生产中心。如同很多设计理念简约的玩具一样,Meccano自流行开始就出现过各种“兼容版”:同样的金属板、同样的插孔,不同的往往只是颜色——虽然Meccano官方本身在标志色上也始终摇摆不定。纯粹从颜色上判断,40年代流行于国内的暗红加暗绿色“机铁”应该属于当时的正版Meccano,而更耳熟能详的70年代“暗红加藤黄色”上海版却是某种程度上的“兼容版”。Meccano至今仍在中国有生产厂,但几乎已经完全放弃对标志色的执著,最新的“Tuning”系列赛车模型花哨得如同南美鹦鹉。对于更传统的金属螺丝拼装玩具的爱好者来说,除了花大价钱收购早期的Meccano玩具,更实惠的做法或许是选择“Mechanic”。这种从品牌上就有“兼容”嫌疑的玩具几乎完全承继了70 年代上海版的风貌,而且巧合的是也来自上海。虽然在构件的精致程度上不及正牌Meccano,但那种粗糙得有些扎手的质感更容易帮助怀旧的人回到当年;何况还有气味:安装到最后,同样会拇指生疼,新款Meccano留在指间的是有些温吞的橡胶电缆味,Mechanic则是远为直接而生冽的金属机油味。